2026年,帮信罪、掩隐罪、“开盒”网暴、医保骗保——这些罪名的共同点是:入罪门槛低得惊人,而当事人往往到最后一步才意识到自己“在犯罪”。
两高发布的数据和案例,拼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:刑法的大多数条文,不是为“坏人”准备的,是为普通人在某个瞬间的误判准备的。
一、出借银行卡:流水30万,就是“情节严重”
先看一个被最高法列为典型案例的案子。
游某龙等9人,把“两卡”(银行卡、电话卡)提供给诈骗分子转移赃款,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其中游某龙等3人是初犯,到案后全额退赃、主动补偿被骗人员损失并取得谅解,法院在判处刑罚的同时宣告缓刑;而在监视居住期间仍继续犯罪、不退赃且缺乏实质悔罪表现的人员,则被判处实刑。
同一批“两卡”犯罪人员,命运的分水岭不在“干了什么”,而在“干了之后做了什么”。
但更值得普通人警惕的,是入罪门槛本身。
2026年,“两高一部”联合发布的意见对帮信罪的“情节严重”标准做了关键调整:出售、出租本人3个以上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,即属“情节严重”;电话卡则不再区分他人、本人,只要收购、出售、出租20张以上,就达到“情节严重”。
“3个账户”是什么概念?很多人手里同时持有的银行卡就不止三张。把闲置的卡“借”给朋友“走个账”、帮人“过一下流水”,几张卡、几十万流水,就踩进了刑事门槛。
掩隐罪的门槛同样不高。2025年8月施行的新司法解释明确:上游犯罪为盗窃、诈骗等常见犯罪,掩饰、隐瞒数额达到50万元以上且具有特定情形,或者造成损失25万元以上,即可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。而即便数额未达到传统标准,只要“与上游犯罪关联紧密、情节恶劣、实际危害较大”,仍可定罪处罚。
法律看的是:你的卡,是不是为犯罪提供了支付结算通道。你“知不知道”卡被拿去干什么,法院会根据你的认知能力、交易异常程度、获利情况综合判断。
二、“开盒”一次,九年起步的信息量
2026年5月8日,最高法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。其中林某某、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9亿余条,搭建“社工库”网站,非法提供个人信息1300余次,网站访问量10余万次。林某某还设立群组,发布针对他人的侮辱谩骂信息,群组成员2000余人。
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判决:林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,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;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;数罪并罚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。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。
9亿条听起来离普通人很远。但“开盒”的门槛,远比你想象的低。
同一批案例中,梁某某、王某某在HPV疫苗预约网站植入木马程序,获取29万余条预约信息,然后搭建仿冒钓鱼网站,群发短信诱骗预约人员点击,冒充客服以“优先预约、重新下单”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58万余元。法院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“情节特别严重”,同时构成诈骗罪。
司法解释划出的“情节严重”标准包括:非法获取、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信息、通信内容、征信信息、财产信息50条以上;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。50条行踪轨迹、5000块违法所得——在信息黑市上,这个量级的价格低到令人不安。
三、医保卡里的钱,不是“自己的钱”随便花
2026年9月,“两高一部”发布医保骗保刑事案件指导意见,明确将伪造病历、虚构医药服务、虚开费用等行为纳入诈骗罪打击范围,重点打击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,从严掌握缓刑适用。
成都金牛区侦破的一起案件,把这个逻辑展示得很完整。一个以中医馆为幌子的团伙,空刷医保统筹基金、空开住院记录2700余人、套刷门诊统筹基金1000余人,涉案金额1500万元;同时以“健康旅游疗养”为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600余万元,受害人3500余名,单人最高缴纳120万元,部分受害者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已经离世。11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以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移送审查起诉。
诈骗罪的“数额较大”起点是3000元至1万元。刷几笔空开的针灸推拿、虚开几服中药,金额就可能越过这条线。医保基金不是“个人账户里的余额”,套取它就是骗取国家财产。
四、正当防卫的边界在放宽,但“事后追打”仍然入罪
把这几类和正当防卫放在一起看,边界感会更清楚。
2026年8月,陕西咸阳张恒案一审判决生效。十余人清晨持械破门强拆,张恒父子反击致一人死亡。咸阳市秦都区法院认定张恒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,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,判决无罪,同时驳回死者家属260万元民事索赔。这是全国首例非法强拆致人死亡却被认定正当防卫的判例。
法律对“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”的容忍度在提高。但另一面同样清晰:侵害一旦停止,反击就不再是防卫。 对方已经被劝开、已经离开、已经丧失侵害能力,你再追上去动手,就是新的不法侵害,造成轻伤二级以上,就是故意伤害罪。
写在最后:刑事案底的成本,远不止判决书上那几年
帮信罪判缓刑、掩隐罪判实刑、开盒判七年、骗保从严掌握缓刑——每一条判决背后,是一个人的犯罪记录,以及这个记录带来的连锁反应。
考公、参军、就业政审,金融信贷,对公职人员和国企职工而言,刑事裁判信息还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,触发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。一次“帮朋友个忙”、一次“刷点医保钱”、一次“开盒出气”,代价可能是职业生涯的终结,以及子女政审时一道过不去的坎。
刑法离普通人并不远。它就在那张借出去的卡、那次“顺手”的开盒、那笔“不拿白不拿”的医保返利里。
免责声明：本文根据张霖杰律师真实办理案例改编，当事人信息已做脱敏处理，仅供普法参考，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。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。